本文為筆者旁聽清大林宗德「STS導論」撰寫之課前memo，亦為筆者閱讀Sayes(2014)和楊弘任（2017）二份研究之讀後心得，並接續前回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之觀念討論（見下方連結）。延續前週文本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之探討，本週的閱讀材料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ethodology旨再進一步聚焦和釐清ANT中那頗具爭議的概念（也是經常引發爭論的核心論題）：非人是否具備能動性？面對這一爭議性的概念，作者Sayes認為廣泛地檢視該理論的重要學者的論點和釐清其中的方法主張，俾使我們對ANT有通盤的認識後方能更好地採取拒斥或接受之態度。通過ANT通盤的檢視後，本週的另外一份文本〈「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則運用ANT方法考察屏東太陽光電與農漁產業共生的現象，以之探見現象背後交織其中的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協商關係。
在探討非人的能動性一題前，關於非人的定義與特徵是首當處理的工作。於是理解，非人可被視為介於「客體」（object）（或是「類客體」，quasi-object）與「混種」（hybrid）之間。相較於客體與類客體將指涉對象作為與主體相對、處於被動參照之角色，非人則具有一定的主動成份；而之於混種，非人則無像它來得激進，「指向自然和社會的直接耦合或分解」（towards the immediate coupling or dissolution of the natural and the social）。另外，相對人的行動者，非人指稱那些將人排除之象徵性、超自然和具規模之實體，小至微生物、扇貝、質譜儀、科學報告，大至飛機、下水道網絡等皆屬此一範疇。簡言之，非人是一種總稱，「用於涵蓋範圍廣泛但最終範圍有限之實體」（used to encompass a wide but ultimately limited range of entities.）（Latour, 引自Sayes, p.136）。
接者，關於非人行動者是否具備能動性，作者認為其答案端視於對能動性之理解。社會科學界裡，由於行動者是以人為主，故行動者通常具備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主觀性（subjectivity）和自由意志（free will）。然而在ANT觀念裡，能動性卻是與上述特徵脫鉤的。取而代之的，非人行動者的能動性表現於其他的形式，像是事物可能透過「授權、允許、提供、鼓勵、允許、建議、影響、阻止、使可能、禁止等」方式，從而擁有類似於人類行動者之能力（Sayes, p.141）。
其次，在Sayes回顧各式ANT研究中，非人的能動性可被歸納出四種能力類型，且須將這種非人的能力鑲嵌於整個網絡來理解：
（一）非人可能具備人類社會的某些特質，比如狒狒等動物行動者。另外，從這些非人行動者裡可以發現到，諸如手勢等（也是非人行動者）也具有動員行動者之能力，進而對維繫整個社會起關鍵的作用。
（二）非人也可以是中介的角色，對於網絡而言具有傳遞和調節之作用，並可能在中介的過程中改變自身和它者在網絡中的關係與位置。
（三）此外，非人亦可為道德和政治的同盟（as member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associations）。例如伴隨安全帶而來的法制規範與道德規訓，使繫好安全帶成為開車之必須前提。而這個例子顯示了非人可能傳遞上述之抽象意義，並施加於人們之上。
（四）最後，非人還具有聚集之能力，即將「可變本體、可變時間和可變空間的行動者網絡聚集在一起」（the assembling together of a network of actors of variable ontologies, of variable times, and of variable spaces）之能力。亦即，非人行動者具有將其他行動者串連一塊之能力（pp.137–41）。
最後，Sayes認為ANT對於非人與能動性的見解，實則招徠以下三點批判：首先，非人概念並非新穎的創見。事實上，馬克思很早便關注到大型生產機具的影響力，對這類的非人行動者已有諸多描繪。其次，ANT作為一種理論工具，雖然提出人與非人的對稱性觀點，卻迴避人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歧異性。再者，ANT也未能清晰和有系統地說明非人行動者的地位、性質、角色和意義。
儘管ANT遭致上述的質疑，Sayes認為ANT使社會科學界關注到那些過往被忽視的非人行動者，去意識與「再現我們與他人以及與非人間構成的連結之複雜性」（complexity of the associations we form with others and with nonhumans）；以及，通過ANT的理論視角，將對意義之關注放在行動者的行動過程，而非人或非人行動者之特質。
至於楊弘任（2017）〈「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裡，ANT的網絡意義，表現於天災事件（也是重要的非人行動因素）促成屏東在地網絡的打散重組，以及當中人與非人行動者在重組的過程中交織起來（圖1）。本文裡，綠能工作小組扮演著網絡的核心，也是轉譯者的角色，中介著人行動者的在地農民、光電廠商以及非人的在地知識、專家知識，包括如何協商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之間的滑落，以及建立權力平衡的機制以調節外來資本與在地社會之間的衝突等。此外，這個異質組成的網絡要能穩固下來，亦需有共同的利益（interests，或稱旨趣、興趣）將彼此聚集一塊。事實上，「養水種電」政策甫推出之際有理想性過高問題，唯經過後來的綠能工作小組在找到轉譯和連結不同行動者利益之具體機制，遂而轉變原先各個行動者各自懸殊的利益，並串聯起彼此。總言之，此案例顯示了，通過ANT的視角，有助於我們探見治理中不同的利害關係者，即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以及政策跟隨其中不斷改變、交織的社會和技術網絡調整、更迭之過程。
參考文獻
楊弘任（2017）〈「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地方政府、光電廠商與在地農漁民〉。《台灣人類學刊》，15(2)，45–96。
Sayes, E. (2014).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ethodology: Just 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nonhumans have agenc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4(1), 134–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