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寫自筆者於旁聽清大林宗德「STS導論」課程所撰寫之課前memo，亦為筆者閱讀戴東源〈為何科學知識需要社會學的分析〉和〈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二篇研究之讀後心得。本週的二份文本旨在交代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學派的理論基礎、方法運用於科學知識之情形，以及重新爬梳SSK學派的觀點緣起。尤其後者，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更聚焦於孔恩和SSK學派之間的思想繼承和斷裂關係，並對此提出新的解釋途徑。
按戴東源（2012）〈為何科學知識需要社會學的分析〉整理，SSK繼承古典社會學、反邏輯實證論哲學觀、科學社會學和孔恩等傳統和觀點，並發展成一門致力於將「所有的科學知識包括數學、自然科學這類的嚴密科學（exact science）的知識內容，都納入社會學的分析範圍」。亦言之，「科學與各種人類活動如政治、宗教一樣，並不享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亦即，科學並不比其他活動更具理性和客觀性」（頁7–8）。就此前提下，科學係可透過社會學的分析方式來加以拆解。
究其方法，SSK採取經驗和自然主義（naturalistic）的方法理路，無異於科學家探究自然界的方法。「亦即，實際考察科學發展過程，透過對科學史進行分析（布洛爾、夏平），或進入科學家的實驗室進行田野調查（柯林斯），來理解科學，並呈現科學為何是社會性的」（戴東源，2012，頁8）。進一步地，這類的研究進路後來由布洛爾提出的強綱領所歸結，即因果性（causality）、公正性（impartiality）、對稱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之四個方法論原則。尤其公正性、對稱性原則，呼籲科學變遷的研究「不只要用社會因素來說明失敗的理論，也要用來說明成功的理論，而且理論的成功或失敗都應適用相同的原因」（頁9）。
接著，作者透過科學的觀察、理論和實驗三種面向，以之闡釋SSK的詮釋立場，包括：（一）科學觀察難以中立，既受制於理論指引，也牽涉諸多社會和文化因素；（二）理工科學生對科學理論的應用，「依賴相似性關係的感知大過邏輯演譯的推論」，且其感知又發軔於「社會傳統之塑造」；（三）科學的爭議看似僅與實驗有關，然實驗的爭議卻經常「需要透過社會機制解決」。總言之，綜觀三種面向的詮釋，不難發現SSK旨在透過這套研究方法，從而彰顯出「科學實踐中隱含的社會成分，及社會學分析如何應用於科學知識當中」（戴東源，2012頁27）。
至於SSK緣起，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指出，學界過往多認為SSK的緣起發軔於孔恩的思想，兩者間的思維有其連貫性。即便孔恩屢次表明拒斥其觀點被SSK挪用並上綱至完全的社會決定論，也無損於孔恩思想對SSK之貢獻。對於二者之間的矛盾關係，即「為何孔恩觀點接近SSK又反SSK」一題，作者認為可歸結於下述兩個層面因素所致：
（一）孔恩對於內史和外史的劃分標準有別於一般史家的認定（見圖1）。具言之，孔恩認為其科學史論述是內史的；而其內史的認定範圍較寬。然就外界的角度，不可否認，有其外在論（externalism）的傾向，涵攝外在科學之觀點，即對社會因素的考慮。因而孔恩在這個層面是看似接近於SSK立場的。不過，這種考慮與SSK全盤接受社會因素的論點亦有程度分別。「孔恩僅接受『社會因素會影響科學發展（遲滯、加快），不接受『社會因素是科學知識接受與否的決定性因素』」（頁102）。
（二）相較於孔恩，以布洛爾為首的SSK陣營更加強調社會因素之主導地位，主張它是「科學知識接受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即科學家接受新理論並揚棄舊理論的主因是「社會的」而非取決於「認知的」（頁103）。某種程度而言，這樣的詮釋角度帶有更為濃厚的「翻案」性質，「以另類角度重述為人熟悉的科技事件，用異於平常的方法『說故事』」（頁118）。另外，在看待外史的因素上，不洛爾等人更添加了如認知利益（cognitive interests）觀點，乃至對強綱領、對稱性原則（帶有「社會性二分」之意味，參見頁138–142）之追求與改良。這類的主張也顯示了SSK益發遠離孔恩原初對社會因素所採取之自然主義立場。
綜觀上述內容，讀者或許可以隱約察覺到對稱性原則是如何縈繞於SSK之各式討論之中。在〈為何科學知識需要社會學的分析〉一文裡，對稱性雖非本文的重點，但我們可以察覺到對稱性不僅是SSK特殊的理論資源與創舉，其原則也具有上述所說的「翻案」特性，以對稱的社會分級視角看待科學和技術案例，並以之翻轉過往我們對於既有故事之認識。
進一步地，順著對稱之思考，SSK不同於孔恩的地方即在於運用或闡發對稱性原則。從歷史先後的角度，對稱性原則是在孔恩發表《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後，這點無庸置疑。另外，檢視孔恩的立場，我認為他的態度或許傾向取消對稱之立場，即反對對稱性經常暗含之二元邏輯。就像前面提到的內史和外史的劃分，孔恩其實是有意模糊化其界線的；而內史和外史的概念使用，目的旨在於「指稱和評介各種論文」，是出於「實用和工具性的便利」（頁114）。於是理解，孔恩所謂的內史和外史認識更接近於光譜的兩端，對科學史說明的表現介於其之間，因此內外史的區分並無明確的界線（呈圖1中孔恩分界是以虛線表示）。
此外，本文也揭露了對稱性原則的缺陷。這個缺陷包括在實際的分析上，難以確實地將對稱性聯繫上兩個對立的社群（階級、分級、特定身份團體）框架，無法完全做到「毫不含糊地套在社會對象上並（因果）連結其身份」（頁141–2），以致方法流於武斷，也顯示對稱性的激進特質。而且從布洛爾後期對強綱領的理論修正，也能見到對稱性的原則是不斷被弱化的。甚至為了強調對稱性，出現訴諸更為通泛的解釋以一圓方法之缺陷。例如，布洛爾訴諸國情差異以解釋英國和德國專家之間的差異，因而顯得「很攏統而且很不明確，並非很有說服力」（頁140）。
再者，對稱性原則這支幽靈似乎也成為SSK論者特定的思考堅持，包括後設地分析自身流派的沿革亦須優先考慮此一原則。這不禁讓筆者聯想到，STS學者傅大為特別在其著作《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2019）裡，交代了為何他採用傅柯的系譜學來對SSK和STS的發展軌跡進行回顧與爬梳，而非以強綱領原則處理的理由：
「本書為什麼在提到許的爭議議題時，並沒有前後一貫地使用SSK的公平與對稱原則來處理？」也就是説，不論為什麼，一旦筆者提到某個爭議議題一邊的看法時，那麼就有讀者期待看到此議題另外一邊的看法，而且需要對稱性地解釋兩邊的看法。這個問題，其實基於兩個假設，（一）筆者寫SSK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時，對於其中所牽涉到的所有爭議，都應該處理、也都需要用強綱領中的公平與對稱原則來處理。（二）認為筆者在寫此書時，完全認同SSK，筆者已是個SSK主義者，應該以SSK的方法與原則來書寫。
⋯⋯
筆者寫此書，並未志於寫一本SSK興起的通史，當初開始寫此書時，就說明要處理一個主要的謎團與爭議：孔恩雨SSK的關係，而就這一個選定的重點分析，筆者自認為已經做到了公平與對稱分析的地步。（頁21）
根據這段引文透露的線索，這是否意味著SSK論者通常抱持著強綱領優於其他理論分析之態度？就我的理解，或者對於非STS的一般讀者和學術工作者，傅大為大可只交代他使用何種方式來進行研究，但何以看似多此一舉，特別花篇幅交代他不用哪些理論之理由？此外，引文的後面也提到，傅大為強調這本書即便非以SSK方法來書寫，但仍帶有些許的公平和對稱性成分。此番說明啟人疑竇，令人懷疑這是否為傅大為對不安的STS人之安撫性回應？
我曾將上開問題帶到課堂上做討論，並得到不同於我原先臆測的詮釋方向。當然，我們都不是傅大為本人，並無法確切得知作者實際的想法，不過我同意宗德老師所言，從其詳盡地爬梳於SSK歷史之舉，作者對於SSK應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不過未必代表他是十足的SSK主義者，僅是關注SSK發展的STS人。另外，有別於我從安撫的角度來看待作者所表現出的態度搖擺，宗德老師反倒認為它展現出一種「傲嬌」態度。直言之，作者或許想要告訴讀者，即便他無意在這本著作中貫徹SSK的分析方法，不過仍想告訴讀者說：「你看，即使我沒那個意思，但我還是有做到喔！」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上述文字或許更接近於作者有意暗示其細心態度。
參考文獻
傅大為（2019）《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國立臺灣大學。
戴東源（2012）〈為何科學知識需要社會學的分析〉。黃之棟、黃瑞祺、李正風（編）《科技與社會：社會建構論、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的視角》（頁3–31）。群學。
戴東源（2014）〈孔恩、布洛爾與對稱性原則〉。《科技、醫療與社會》，18，99–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