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能夠被洞見嗎？
本文原為筆者在修習由台大城鄉研究畢恆達教授（以下簡稱「小畢」）開設的「質性研究」時撰寫的課堂心得。此次的心得，主要為筆者就2019.10.08朱宥勳於城鄉所帶來的演講「文學可以『實證』嗎」內容，做幾點個人的經驗分享與觀點回應。閱讀本文的同時，讀者亦可參考筆者的演講筆記（https://reurl.cc/zy7mNN）。今次朱宥勳的「文學可以『實證』嗎」演講，多少喚起我過去在國文科的學習經驗。
有在追蹤朱宥勳臉書的朋友，多少有印象過去沸沸揚揚的文白課文比例之爭中，朱在立場上傾向白話文的比例能比文言文多一點。這件事約發生在我大三、大四的時候，並且成為當時我與室友論戰的主題之一。我自己的立場傾向白話文的比例多一點，支持的理由來自過去的高中的國文課學習中的觀察 — — 國文教師多半只教文言文課文，而白話文的課文則是讓學生帶回去閱讀。我室友過去的高中國文科學習也是如此，誠如朱在演講中說的，國文老師花了泰半的時間在文言文中的注釋、哲理寓意外，文學的分析功夫亦十分零散。
過去我們的文學賞析被期待通過文言文的閱讀啟發對文學的頓悟。然而文學敏銳度的養成，如果不是依循如本次演講的分析方法，便是透過大量的閱讀來提升這方面的能力。雖然我的室友並不認為文白的比例是重點，認為真正的問題應在於這些作品如何被教導、被詮釋。我同意室友的論點。比如某一年的書展，我在奇異果出版社的書展講座上，便聽了朱宥勳用了今次演講的技巧重新詮釋歸有光的〈項脊軒志〉。當然，我認為識到選文比例上的調整，其實也影響教師們的授課重心 — — 國文科教師因為政策的調整，進而願意多花一點上課時間來討論這些過去被當作「回家讀物」的台灣文學、新詩、翻譯經典。
那麼，這套厲害的分析方法究竟為何物？朱宥勳認為文學文本的分析方法，大抵可以歸結以下五個重點：
朱宥勳賦予我們過去認為難以捉摸、定型的文學一個明確的觀念框架。而這個框架便是過去我們學習文學時所欠缺的關鍵 — — 文學詮釋的論證過程。「專家的文學知識、詮釋可能是正確的，但由於論證的過程並無呈現給大，使大部分的人對於文學的印象是艱澀的。」朱的解釋讓我想起過去的國文學習經驗裡，印象中多僅是文學實證的基礎知識學習和背誦，而缺乏基本原理、詮釋判準和詮釋論證等觀念工具。當然，這並不全然是教師的錯，也是可能因為他們過去的學科訓練並無被期待和教導他們如此看待文學，以致於教授的文學知識流於淺碟和破碎。像朱宥勳在演講便提到上述的該套方法，也是他在外文系課程中學習得來。同樣的訓練不一定出現在中文系的教學之中。
除了解開身為曾經的國文科學習者之所以學習無力的謎底，朱宥勳也順道破解「藍色窗簾」的謎團。「藍色窗簾」是最近年來出現在網路上的術語，最早是用以嘲諷每一年國文的出題老師引用了某篇文章或詩句，答案卻與作者不同調的情形。後來衍伸為諷刺讀者曲解、過度解讀文意，無論作者有意無意。我們過往會認為作者的解讀才是唯一的正解，而他人的詮釋（尤其是國文科老師）往往證成「作者已死」。但朱提醒我們，文學詮釋的正確判準，應是以文本表達為依歸。理由不理解：文本的詮釋應由其提供的線索（證據）來做推論。我們提出的詮釋能涵括文本最多的證據，且不存在任意反駁的證據，即是最佳的詮釋。當然，我們可能會納悶作者提供我們的解答怎麼可能會比不過出題老師的。但朱認為這樣的情形則可能發生在以下的狀況：
（一）作者寫作的當下已是整體性地將材料組織並書寫在文本上。寫作的當下可能並無認真仔細檢視句中的每一個詞彙。意即，寫作的成見並無讓作者察覺到這些詞彙的背後，有其一套經驗結構影響著書寫。簡言之，就是文本表現和作者意圖合得太快。
（二）讀者接收（出題老師）所給出的詮釋，大於作者意圖和文本表現。出題老師則以該作品為題，通常意味作品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所以會謹慎檢視該作品的全貌和細節。所以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出題老師發現作者未曾留意和思索的文本線索。
至於本次的演講有什麼不足之處嗎？我認為有，比如此次演講示範的材料普遍都是白話文的選文，而無文言文的例子。當然，這是較為吹毛求疵的要求，理由是這整套分析的方法並不算太小，如以文言文為例，可能在文白轉譯的過程中又消耗不少的時間。比如前述提及的書展聽講經驗，僅只是一篇〈項脊軒志〉，便能花上朱兩個小時做解釋和討論。另外，外緣資訊、帶入議題的部分也是個大哉問，亦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即使朱以賴和的〈一桿秤仔〉點出殖民現代性的概念；通過潘越雲〈純情青春夢〉，敘說現代化過程中的台灣女性，通過經濟能力的提升來追求自我的夢想，減少對男性的依賴等，也未能道盡上述兩種文類的全貌，以及其他類似觀念創作的文學作品。這也讓我想起大學時在系上修習的「客家文學」，授課教授花了整整一個學期說明精神分析如何應用在客家文學作品的解讀上。而文學作品如何藉由外部的文學理論、聯繫上議題的討論和批判，則會是我們在此次演講之後需要多下的額外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