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走馬看花】是技術物，也是政治與倫理物
本文改寫自筆者於旁聽清大林宗德「STS導論」課程所撰寫之課前memo，亦為筆者閱讀Winner〈技術物有政治性嗎？〉（2004）和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2014)二篇文獻之概覽。綜觀L. Winner的二份著作〈技術物有政治性嗎？〉（2004）以及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2014)，我認為它們皆透露了對技術物的討論理應鑲嵌於現實世界中的環境與社會議題等脈絡之中來檢視，包括探討其是否具有政治性的，抑或爭論於社會建構論者對於技術物之去立場的態度，並對過往蒙蔽於技術物之上的去政治、價值中立的假象予以除魅。
〈技術物有政治性嗎？〉一文裡，Winner認為除了看見技術物促成的經濟效率、環境衝擊等，還需關注其政治的向度，即技術物「如何使某些特定形式的權力與權威得以成立」（p.125）。就文中列舉的案例，如摩西斯（R. Moses）的公共建築計畫、豪斯曼（B. Haussmann）的巴黎大改造等，皆暗含對特定的種族或群體進行空間上的社會排除、鎮壓，並昭示技術物可以透過有意識的安排以達致管理社會秩序之目的。
具言之，Winner提到，摩西斯「透過低價橋的特殊設計來使公共巴士無法行經他所設計的公園大道。」而此舉背後的目的，旨在允許讓「擁有小汽車的中上階層白人使用他所設計的公園大道進行娛樂或交通」，並讓高大的巴士 — — 也是黑人或窮人仰賴的運輸工具 — — 難以通過（p.130），從而令橋樑成為排除特定社會群體之政治物。至於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大改造計畫，則是出於防止1848年大革命期間的「街頭式戰鬥的再度發生」，故透過「建造寬廣的巴黎大道」，以利軍隊通過並達到達到鎮壓之目的。此舉後來也影響1960、70年代美國大學校園中「風格怪異的混凝土建築與大型廣場」，目的上同樣是出於「為了消弭學生示威而設計」（p.131）。
此外，技術也指向權威的施展與內化的技藝。特別是在像船艦、現代工業廠房、鐵路、電力公司等大型的技術系統（通常也是規模巨大的實業）裡，權威集中的現象尤為明顯。按作者的解釋，一般人在看待此類企業會更加信任特定的領導階層，有較高程度的菁英政治傾向，並相信其專業得以維繫整個龐大的技術系統之運作無阻。亦言之，「當一個社會以愈益複雜的技術系統做為其物質基礎時，則預料威權式的生活方式將愈益增強。知識精英位居社會階層的金字塔頂端所進行的中央統治將逐步增強」（Winner, 2004, pp.140–1）。
順此，上開由技術系統強化且普及於大眾的權威觀念（也被認為是一種務實的想法），從而也蒙蔽人們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思考。誠如Winner（2004）所述：
在一個具有大型複雜技術系統的社會中，相較於實務需求，道德理念上的呼聲愈來愈顯得過時了、「太理想化了」、或不相干了。任何自由、正義、平等的理念一碰到一些論點如「很好，但是這樣無法使鐵路運作」（或鋼鐵廠、或航空、或通訊系統等等）就立即失去了立場。（p.146）
諸此想法同樣也強化了「政治歸政治，技術歸技術」之觀念，將「技術系統內在運作中的人群關係樣態」及其社會關係所處之「大環境的政治氛圍」之間屏除關聯，因而將「廠內無民主」視之為理所當然，「而與生活中的政治自由無關」（p.147）。應此，作者呼籲社會大眾在面對技術時，態度上不能僅是「大幅度改變自己的生活來迎合新技術」，也須意識到技術物背後的政治性，並且「在政治面向做同樣正當的大幅度改變」（p.150）。
不同於〈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旨在揭露技術物蘊含之權力關係，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則透過引介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者看待技術物的觀點，以及批判其對於技術物僅有精彩描述而拒斥表態立場，從而揭示哲學的批判工作可以就技術物引伸出的倫理課題，並提出介入與回應之方式。
首先，Winner認為社會科學領域裡的技術研究，有助於讓哲學家走出空洞無物的抽象思辨，從經驗性的角度探見技術物背後的豐富性質，並以社會建構論的技術研究觀點作為借鏡之對象。相較於哲學，社會建構論更加關注於對技術真實的運作及其歷史，包括探究技術的知識內容和其捲入的社會關係。用社會建構論者的語言來說，便是「打開歷史和當代技術的『黑盒子』，探看裡面有些什麼」（open “the black box”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to see what is there）（Pinch and Bijker，引自Winner, 2014, p.365），探究那些過往被人們工具性地使用而未知其所以然的設備和系統，如同黑盒子般從外觀難以探見其內部的運作。故在考察技術物上，社會建構論主要關注於技術物在發展過程中的含義及其各式用途之解釋，以及人們運用技術實現哪些特定目的等（pp.365–6）。
不過，Winner認為這種專注於描述技術物的認識論傾向，雖然具備嚴謹性、對細節關注之無微不至，但卻存在下述四點問題（pp.368–73）：（一）首先，社會建構論幾乎無視技術盛行後所導致的結果，對於諸如技術改變了人們的哪些認知、意識、生活形式，乃至權力的施展等（就像前面提及技術物的政治性討論）感到漠不關心，僅著迷於技術物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建構。（二）接者，社會建構論雖然拒斥將技術發展以偉人式的視角來闡述，但其視角卻仍侷限或偏袒於與技術發展中具有權勢的個人或團體 — — 那些在過程中決定技術走向和擁有發言權的行動者 — — 因而無見其者背後的政治偏見，以及被排除於這些群體以外的他者與其他議程。（三）再者，社會建構論忽視了支持這些技術背後更為根本的條件，如社會階級等更深層次之社會、文化和經濟之因素，並也輕視有關自主科技（autonomous technology）之哲學討論，將之貶抑為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四）最後，社會建構論對於技術採取中立的立場，不對真實社會中的技術爭議提出對錯批評，在政治和道德上顯得冷漠。
因此，總的來說，作為認為社會建構論的技術研究觀點雖然致力於呈現爭議，但也僅止於展示其中的衝突、分歧和協商等動態，及誇耀於其描繪技術現象之深厚功力，而未對技術採取更進一步的質疑以及賦予觀點特定之社會關懷與目標。不怪乎作者認為「打開黑箱」，僅憑社會建構論的視角，仍只能看到空洞、去政治的離地見解。應此，作者認為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等可以透過指陳社會建構論之未竟，並帶出批判之立場。
參考文獻
Winner, L.（2004）〈技術物有政治性嗎？〉（方俊育、林崇熙譯）。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STS讀本一 科技渴望社會》（頁123–50）。群學。
Winner, L. (2014). Up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8(3), 36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