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 Saxenian（1999）《區域優勢》
本文原為筆者修習台大城鄉所「都市及區域發展概論」時所撰寫之課堂作業。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筆者根據《區域優勢》一書內容統整矽谷和一二八公路之間的差異，交代作者Saxenian對於兩者的看法和建議；第二部分則是就矽谷的酒吧現象做衍生，援引台灣竹科經驗為例，說明竹科與矽谷雖皆被稱作科技城，但本質上仍有所不同，並反映在更細微的日常細節裡。
就Saxenian（1999）觀點而言，相對於同樣是美國科技重鎮的一二八公路，矽谷的「團體戰」模式誠然是較好的區域發展策略。單從結論來看的確是如此，即矽谷與一二八公路之間的實力差距在70年代出現顯著的變化，如電子廠與半導體員工數，矽谷在1970年超越一二八公路，在1980年矽谷的數目則是一二八公路的三倍有餘（頁113）；超過一億美元的公司或事業單位數目，矽谷與一二八公路之間則係從50年代的9比27，逆轉為80年代的47比13（頁155）。除了上開的指標，作者實際上還列舉更多的事實證明矽谷的競爭表現遠比一二八公路優異，且帳面的數字多是倍數起跳。
矽谷完勝的原因難道是因為具有先天優勢，因此在後來的發展更勝一籌？如回溯兩者的歷史、地理優勢，事實上剛好相反：新英格蘭區的一二八公路鄰近有麻省理工、哈佛等長春藤名校和研究機構；矽谷周邊在當時僅有一間史丹佛大學，知名度在過去也遠不及前者。以及，雖然兩地在二戰及戰後初期皆獲得軍方大量的資金挹注（也因此受益而發展和擴張），不過前者過去與聯邦政府有深厚的連結，相關機構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獲得的奧援遠多於後者。甚至，一直到80年代，與美國國防部之間的主要合約仍然是前者多於後者（頁156）。
明顯地，一二八公路在早先的發展是佔據優勢的，那麼原因顯見的應該是出於後天的因素，而該因素則又可從個體（公司的組織結構、管理差異等）和總體的層次（區域的產業氛圍、網絡關係等）逐一檢視。兩者的差異主要反映在以下幾點面向：
上開的差異可能使人產生困惑，比如一些在今天看來應是阻礙產業發展和創新的負面因素，何以變相成為矽谷的優勢。就常識而言，尤其對於勞動者來說，跳槽則可能切斷既有人際關係或專業經驗的牽繫（ibid, 1999: 50）。然而Saxenian認為，矽谷人對專業和友誼的忠誠，反而因著不停地重新洗牌和組合，使得技術隨著工程師們在網絡裡快速流動和擴散（1999: 50–3）。另外，高度的人事流動使得訴訟變得曠日費時、毫無效果，被理所當然地視作經營的成本。就積極的意義來看，人事的流動反而擴展公司專業的人際網絡。最後，也由於工作的高度變動性，使得矽谷人不因習慣穩定而停止思考創新。
其他令人難以理解的差異還包括對於抄襲和競相模仿的默許。如借用Maskell（2001: 930）有關群聚的創新觀點來解釋，事實上正是因為群聚的廠商透過持續無斷的異變、監看、比較、篩換和模仿，使得知識創造本身被不斷地強化。同時，首先發展技術的廠商在其他廠商模仿學習的過程中，又進一步地優化技術和產品，使得自身比起他者更具競爭優勢。
矽谷的模式看似毫無破綻，但Saxenian（1999: 230）認為這套體系除了須從系統性、歷史性的觀點（而非企業家個人主義式的世界觀）所體認外，亦需賦予相關的政策制度來確保該模式的延續。亦即，矽谷人並不真正瞭解到自身的成功實則與在地的人際網絡大有關係，而完全只是仰賴冒險犯難的創業精神等個體因素（頁80–1）。站在規劃者和政府的角度，除了認知到區域的重要性（而非國家或部門層次），也包括予以網絡為基礎的產業體系政策方面的支持外，引導當地的利益團體彼此交換資訊、協商與合作（頁234–5）。
另類的現象比較：矽谷人和竹科人的「情報站」
在台灣社會認知裡，新竹科學園區往往會與矽谷畫上等號。然而就筆者過去在交通大學就讀期間的觀察，我認為兩地除了在研發的產品上有分工和等級的差異外，在非正式的社會人際互動上亦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
依照Saxenian（1999: 46–7）描述，矽谷存在一些場所，提供工程師在下班之餘能夠齊聚、閒話家常和交換資訊，像是被當地人戲稱為的「半導體業發源地」的「馬車輪酒吧」、「雨儂之家」及「瑞奇之家」等；對於矽谷人而言，這些非正式的談話場所無所不在，甚至是重要的情報站點。意即，矽谷人會在下班之際到這類的酒吧，遇到同是科技業的陌生者，在喝酒攀談的過程中，開啟一系列有關同業、顧客、市場和科技等資訊的交流。甚者，這類資訊的交換在這類的非正式溝通場合裡，比起產業雜誌、公共論壇等場合更具效果，推測與場所參與者的高度異質性、較為放鬆的氣氛，使人們無需對他人設下心防。
那麼竹科呢？就筆者的印象，新竹過去似乎並無類似上述的酒吧文化和例子，即使有，也可能是近年來的事。從地圖上來檢視，商家主要分佈在清華大學對面，由光復路、建功路一帶所組成的小型商圈，交通大學和園區周遭則無。酒吧方面，店家則有JJ cheers bar、貳貳柒和星空酒吧 — — 前一者經營較久，但多為外籍和學生族群居多；後兩者則是近三年來才開設，其中貳貳柒消費者主要也是服務附近清交兩校的學生，星空酒吧則是竹湖暐順麗緻文旅飯店中的附設商家，以商務人士為主。於是判斷，周邊酒吧並非竹科工程師們日常會出沒的地方，原因可能也包括工作多佔用到下班的休息時間。
那麼，竹科人平常下班後的社交和資訊交換通常都發生在哪裡？就筆者過去的觀察，可能的場所至少有兩處：清交大的學生餐廳、宗教場所（禪修會館、精舍等）。每到午餐或晚餐的時間，如仔細觀察交大或清大的學生餐廳，可以發現人們的穿著通常可以分為兩類：休閒或輕便衣，抑或正裝（西裝、襯衫）。就筆者的觀察，前者的打扮通常都是校內的學生；後者則比較複雜，可能是教授，抑或周邊跑回學校覓食的竹科工程師、科技公司主管等。從網路上的確也能找到相關文章，比如畢業校友在竹科工作後，仍會回校用餐，理由不外乎食物的選擇較園區多樣、價格低廉等。甚至，不時也能聽聞在校生對於科技公司員工跑來競爭座位，害得沒座位可坐等抱怨。就筆者的經驗，的確也曾在學生餐廳裡，看到三五成群的工程師們齊聚一塊，邊用餐邊討論公司業務或與客戶交談等景象。
關於宗教場所這個答案，主要也來自筆者過去的親身經歷——長期參與校內宗教社團所得出的觀察。交清兩校附近除了基督教會機構，還能見到不少與佛道教有關之新興宗教團體之據點，像是財團法人釋迦牟尼佛救世基金會、財團法人佛教如來宗如來實證基協會和金會。筆者過去接觸交大禪學社，得知上開基金會在新竹本地會員數最多，其中不乏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如：聯華電子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等。這類新興宗教多積極於在大專院校、業界深根，透過社團的定期活動、禪修會館的修行授課等，進而串連會員彼此之間的人際關係。
印象中，筆者過去參加釋迦牟尼佛救世基金會的禪修課程，每到活動結束後，皆會有十人左右的小組分享時間，在過程中交換彼此的身份資訊。具體而言，分享通常係由熟識的大學學長姐或前輩帶著新入的後輩向他／她人介紹。分享的過程裡，除了得知彼此之間的屬性高度重疊（清交學長姐／學弟妹、校友兼竹科工程師等），亦會發現成員多提到過去在科技業工作的壓力和漫無目的，最後在與宗教結緣下進而重獲人生的（修行）目標。除了與會的動機外，成員有時也會在個別的交談交換產業之相關資訊。
當然，上述兩種解釋只是可能的解釋之一，我不保證以上因素佔主要的成份。不過我認為這樣的文化比較是有意義的，不僅是在思考上將竹科從矽谷這樣的類比獨立出來，也嘗試從非經濟的因素，即Saxenian提及有關之非正式社會關係面向，去分辨出竹科人的特質。對筆者而言，這些現象也可作為區域的文化結果，不啻使我們意識到不同社會之因應之道，而非只是當作「科學園區」來同等類比。
參考文獻
Maskell, P. (2001),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Geographical Cluster,”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0(4): 921–943.
Saxenian, AnnaLee（1999）《區域優勢：矽谷與一二八公路的文化與競爭》（彭蕙仙、常雲鳳譯），台北：天下遠見。
